卢德之：新时代与新伦理、新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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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万会长，各位老师、学者：
大家上午好！
很高兴参加2017年中国伦理学会年会。我刚才还在想，参加今天这个盛会的是民营企业家的人不会多。早几天新华社采访我的时候，我给了自己一个美称：社会主义民营企业家，所以我也算“体制内”的人。跟大家相比，我的视角可能多元化一点，思考问题的尺度也可能“放得开”一点，所以讲错的地方就当给大家提供批评指正的材料。我今天讲的题目是：新时代与新伦理、新文明。
我始终认为，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伟大的时代一定会产生伟大的思想、伟大的伦理、伟大的文明。我们学界的任务是把这些伟大的事业看清楚、说明白、促发展。毫无疑问，2012年以后，特别是十九大以来，中国已经进入习近平新时代。这个时代的基本特征是“以人民为中心”。怎么理解“以人民为中心”呢？作为自号“共享主义者”的我认为，我们已经进入的这个新时代的本质就是共享。这个时代的目标很明确，就是走向共享。而就全球而言，人类社会也进入了一个协同共享的时代。中国的伦理学者、哲学家应该站在全球和人类的立场上理解这个时代、说明这个时代，并为这个时代挖掘和设计相应的伦理道德。下面，我讲三点认识。
第一、为什么说我们进入了共享时代？
习近平主席在十九大报告中反复提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概念。这是为什么呢？我认为，人类发展到21世纪这个时候，要继续向好的方向发展，已经是谁也离不开谁了。也就是说，你好我也得好，大家都要好，如果长期只有你好我不好，那我也不会让你好，这就是恐怖主义的逻辑了。随着科学进步、经济发展，全世界同时也面临着诸多复杂的矛盾和冲突。在这中间，有两种矛盾与冲突需要我们予以高度重视。
一是肉与灵的冲突。也就是说，人的精神状态和物理状态不一致了，发生冲突了，而且从整体上看整个人类都存在这种状态。比如目前面对朝鲜问题，大家都想尽快解决它，但是至今都没有一个好的办法。大家知道，在行动上只能往一个方向走，但是精神上、价值选择上大家却处在一种高度分离状态。美国人有美国人的想法，日本人有日本人的想法，韩国人有韩国人的想法。再比如，一些国家也出现与以往不太一样的状况。我记得2016年10月2日，我在纽约拜访基辛格先生的时候，我问了他一个问题：下一任美国总统会是谁？他说，肯定不是希拉里，也不是小小布什。那时候，特朗普还没有参加美国总统竞选。我回来后不久，特朗普参加竞选了，而且表现出许多与他人不同的言语风格、行事特点。我根据基辛格老先生的逻辑，在2017年4月份就做了这样一个判断——下一任美国总统应该是特朗普。基辛格先生也问了我一个问题。他说，朝鲜会不会打仗？我说不会打。我分析说，你们美国人导弹虽好，但陆军不行，打仗最终是陆军去结束战争，你们的陆军怕死人，所以不如朝鲜。而且，朝鲜挖了多少条地道，你并不清楚。如果你一次没有解决问题，他用核武器打过来，即使把关岛打掉，美国总统也会马上下台；核武器如果打到日本，美日韩联盟就要解体。这是什么状况呢？就是大家都想打，但是都打不了的原因。怎么处理这个问题呢？那就是大家坐下来，通过共商，增加共识，突出共建，然后能够共享发展成果。
二是人与物的冲突。也就是人与人自身的创造物之间存在的矛盾与冲突。比如，现代电商模式、21世纪以来的互联网技术、机器人、人工智能等，都是市场经济与新技术发展与进步的结果。问题是，这些发展与进步来源于人，是人的发明与创造，却又引发了许多与人的矛盾与问题，使人的生活陷入以前所没有的困惑之中。比如说，如果有一天，人工智能造出比我们人类更加聪明的机器人的时候，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将会受到严重的挑战。现在看来，世界围绕这些矛盾与冲突所发生的博弈的确越来越多，形势也日益复杂与尖锐。比如地方主义与国际主义的博弈、全球化与逆全球化的博弈、劳动与资本的博弈、国家主义与国际主义的博弈等。与此相对的是，人类共同面对的问题又激发人们共同去面对，共同去治理，比如生态问题、气候变暖问题、环境恶化问题等，都成为全球治理中共同想办法应对的问题，并且缔结了许多相应的国际协调机构与组织。也就是说，世界需要以共商、共建与共享的方式来治理，走向共享成为人类发展的一个方向。所以，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后，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国家的认同与响应。当然，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构建不同的基础，包括经济基础、思想基础、政治基础、技术基础、文化基础等。现在看来，我认为首先要建立人类文明共同体。文明共同体是建立在尊重不同文明基础上的文明新形态。人类认识到命运是连在一起的，这是一种进步。如果在构建命运共同体中构建文明共同体，则是一种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如果没有提升到一种人类文明共同体的高度来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命运共同体也难以长久。要构建人类文明共同体，这就需要构建共享文明与共享伦理。这也就是我们伦理学与伦理家们的责任了。所以我认为，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充满矛盾与博弈的世界，也是一个需要共商、共建，不断走向共享的世界。而且，这不仅仅是一个科学的问题、理论的问题，也是一个实践与发展的问题。
谈到进入共享时代，我还有一个观点是，从目前的情况看来，全球已经进入了“新现代化”阶段。现代化是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新现代化则是一个新概念。人类在通往现代化的道路上，西方一直走在最前列，尤其是英国和欧洲诸国由于科技革命的成功而最早启动了现代化转型，并且较早完成了社会结构的现代化转型，进而激发了全球性现代化的改革和革命浪潮。我们把现代化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一些规律性的问题就清楚了。我是这么理解现代化的——现代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从17世纪到20世纪中叶，主要是源于英国的工业革命、欧洲的技术革命，推动了机械化、自动化等机器化生产，随之而带来的生产发展、市场兴起、财富增长等，我们称之为“前现代化”，这是西方主导的现代化；从20世纪中叶到本世纪初，主要是新自由主义在西方世界发展进来，推动市场经济向全球发展，并使市场经济进入高度发达时期，直接推动了以计算机技术、航天技术、大规模集成电路技术等为代表的新技术迅速发展，相对前阶段发展则是“后现代化”，这还是西方主导的现代化；从本世纪初特别是前两年开始发展起来的现代化进程，主要是以互联网、机器人、智能制造、新材料、生物工程等新技术的快速发展，并形成了强大的生产力和生产能力、发展能力等，世界经济发生了巨大变化，由于技术创新而带动的共享经济等经济新形态，我把它称之为“新现代化”。
“新现代化”与前现代化、后现代化比较，有一上重大特点就是，在“新现代化”过程之中，所有的国家都在转型，特别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发展、资本的发展，带来了一系列复杂而剧烈的改变，东西方都在调整、改革，寻找现代化发展新道路。西方社会无论是美国、英国、还是欧洲国家等，都进入普遍性的调整阶段，以美国最为突出，新国家主义占居主导地位。而发展中国家普遍发展起来，扩大了世界的空间与人的生活空间。特别是中国经过40年改革开放的发展，经济总量已经进入世界第二位，加上中国的发展新理念、新举措、新目标等，产生了许多新思想、新伦理等，尤其是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发展倡议等，开启了全球共享发展新形式，也可以称之为“新现代化”发展模式。应该说，中国现在已经初步走向世界发展的中央。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对应的正是全球“新现代化”过程。我相信中国会在许多方面引导“新现代化”，但不太认为中国会完全主导“新现代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一些科学技术的源头在西方国家，重大技术创新、发明等目前还是西方社会走在前面。
尽管如此，面对全球发展的许多新情况、新矛盾、新问题，我还是相信一个判断——如果说前现代化和后现代化都是西方主导的话，那么这一次“新现代化”则可能会更多地看到来自中国的力量，中国将以共享的方式提供推动力，不断推进“新现代化”进程。怎么推动呢？可以说就是习近平主席倡导的全球“共商、共建、共享”发展模式，就是全球共同走向“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发展道路。作为学者，我们的责任是什么呢？我想，我们应当重视一种现象，科技和资本在这个时代已经高度结盟。万俊人老师刚才讲到资本的逻辑问题。我是做资本运作的。资本运作在今天科技发展中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以前如果说美国人发明了一项新技术，对经济社会发展作用很大，我们想得到，十分困难。现在不太一样了，我们能够通过市场方式，通过资本与技术合作，可以同步享有技术起步的好处了。也就是说，资本已经全球化了，资源也会全球化，许多资源包括技术、资本也能够让人们共享了。在这一点上，资本的影响力有时候甚至超过了科学技术本身。我们现在许多企业现在加入海外并购重组，实际上就是以资本的力量去交易人家技术的能力。当然，这是全球性互动，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是市场经济所决定的。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个时代更是一个资本的时代，是资本与科技共享的时代，是用共享治理科技、资本的时代。
所以，我们必须要给资本和科技确定一个目标，这个目标就是共享。在我看来，人类只能在同一条高速路上行进，没有第二条路。在这条路上，你可以开宝马、奔驰，也可以开奥迪、桑塔纳，但是这条路是严禁步行的，你也不能坐马车、骑驴子。这条高速路应该有相应的法律、伦理、道德、文化、文明等规则。大家都在一条路上，可以用不同的车，但是必须遵守交通规则，这个规则既来自有关法律规定，也来自社会伦理道德。这两者都需要大家共同的努力，来自社会伦理道德这一部分则更需要广大伦理学者的智慧与实践。也就是说，新时代需要新伦理、新文明。
第二，共享时代是一个产权和享权并重的时代
我们知道，产权是重要的经济学概念，也是重要的法律概念。享权则单是指经过许可而获得的享用权，这里则是指经过赋权、捐赠而获得的财富享用权。在今天这个走向共享时代，我们应当更加强调一个很重要的概念。这个概念就是享权。
产权和享权到底是什么关系呢？大家想想，人类社会发展特别是私有制出现以后，5000多年来的经济发展，基本上是围绕产权展开的。产权在古罗马法中就有规定。今天，我们党的十九大也把产权清晰作为一个很重要的经济发展目标。这说明产权一直是十分重要的。但是，产权是怎么形成的呢？简单地说，以前大家通过生产出了产品，通过交易成了商品，在这个过程中经过不断地分工协作，形成了产业、产业链，最后都会落实到了产权上。5000多年来，产权发展的阶段有不同，水平也有高低，但是，沿着产权发展的基本路线一直没有改变。到了今天，随着科学技术高速发展，许多情况正在发展根本性变化。特别是我们展望未来1000年或者5000年的发展，将会作出怎样的判断呢？我们一定要看到的一个重要现象是，互联网上已经出现了一个新概念——交互。交互的核心是，通过经济上的协同共享，形成产业圈、产业网，而不再是链，最后落实的不再仅仅是产权，更是享权，享用权比拥有权更重要，或者说享用权优先于所有权。最后导致的结果是，产权与享权并存，很大程度上又是享权可能更加重要。比如说，这个车是不是你的已经不重要，只要你通过一定的合法方式能够坐就好；再比如，这个房子是不是你的也变得无所谓，只要你通过一定的合法方式能够住就好。这其中，就体现了产权与享权的关系。现在共享单车、共享汽车、共享办公室乃至共享农场、共享工厂都出现了，体现的正是恰当处理好了的产权与享权的关系。
这里，我们还要看到是，产权越清晰，经济就越发展，这是毫无疑问的；享权越发展，人类就越幸福，这也是不言而喻的。而且在我看来，这里面就有共享的价值，其中，人们共享的更多是享权而不是产权。这也让我们想到一个问题。我们过去曾经希望通过共产来实现共享，结果效率很低，没有什么财富可以用来共享。后来，我们又想在一定私产的基础上实现共享。这样做有一定的合理性，同时希望通过强制性共享和自愿性共享，实现共同富裕。现在看来，这也没有做好，事实上也很难做好，而且一些人有了产以后，却不怎么想共享发展成果，没有很好地带领更多的人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所以，后来我总是跟很多企业家说，大家一定要明白一个道理，如果你富了，你不共享，就有可能被共产。所以，在走向共享的时代，我们讨论产权与享权的问题，意义就非常重要。我想到的是，在未来经济发展中，共享发展最有可能的是建立在混产或混合所有制基础上的共享。
为此，我想到了共产、产权、享权、共享这四个概念之间的关系，并且可以得出四个基本的结论：第一，产权越明晰，经济越发展，财富越增长，社会越发达。同时，享权越发展，财富越有用，人间越温暖，社会越和谐。第二，产权越明晰，产权就越发展，享权也要越扩大、越繁荣，让产权发展带来的财富增长为更多的人所享用。产权私有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过份产权私有，使私有欲望极大膨胀、扩张，而不赋权一定产权利益让更多人享用。第三，现代资本越发展，市场经济越发达，产权越突出，产权明晰越重要，产权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人们也更关注产权所获得的利益的处置方式。产权与享权可以分离。一是富人可以拥有更多的产权，但应当赋权一定的产权利益让更多人享用。二是集体产权，应当合理合法处置产权收益，处置享权。三是国家拥有的产权收益，应当确保全体公民拥有享权。现代资本条件下，以共享的方式资源配置，已经是市场经济的一种基本趋势。而且，我们看到，推动新现代化，促进产权与享权适度分离，促进产权更多更好地赋权共享，是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是人性的必然，更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道路。第四，人们认识到了产权可以混合，扩大享权更为人类开辟了一条新发展道路，从本质上看，这是人性的又一次回归，让人们再一次看到了人本身的价值与终极意义——人类需要生命价值与生活的价值。所以，产权是享权的基础，享权有利于产权的发展。共享的不一定是产权，共享的一定是享权，特别是私有产权收益一定要通过一定的合法方式拿一部分来让更多的人共享。所以我认为，国家发展以共享为基本理念与基本追求，个人发展也不忘让更多人共享成果，我们共同推动的时代就是一个走向共享的时代，一个建设共享文明的时代。
第三，共享时代到底需要什么样的新伦理？
新时代需要新伦理，这是时代发展规律，也是伦理发展规律。前面谈到，“新现代化”时代的本质是共享时代。共享时代既要发扬人类以往不同文明形成的优良伦理道德，还要创新共商、共建、共享、协同、和谐、美丽等新的伦理范畴等。这一切是世界的责任，更需要中国新伦理建设走在时代的前面。为此，我想讲三个原则，也可以说是三个主要观点。
我的第一个观点是，我们应该更加重视人性的回归。前些年的时候，我们强调“以人为本”。我当时就想，“以人为本”到底是什么呢？资本家是人，工人也是人；犯罪分子也是人，合法公民也是人。我们到底以谁为本呢？我想，我们讲“以人为本”的时候，更多是从哲学上说的，说的是哲学上的“人的概念”，是一般性概念。我们讲“以人为本”至少有相对的两个概念：一是人与神发生关系的时候，就是要以人为根本，以人为出发点而不能够简单地以神出发，人不应该成为神的奴婢；一是人与物发生关系的时候，也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物只是工具，只是手段。以此为基础，我认为人类历史上至少出现了五次人性的回归。第一次发生在神话时代，人和神分开了；第二次发生在封建时代，人和土地分开了，原来人被土地绑架了；第三次则是人与宗教神权分开了，人的本质属性再一次被解决；第四次发生在马克思时代，人与机器、资本分离了；现在进入第五次回归了，这一次的本质是人与互联网、机器人、智能计算等分离，必须重视人的价值与意义。比如马云先生说，他的电商平台可以让100万人上岗，但是也有可能让300万人下岗呀！美国总统特朗普是个企业家，他深知一个道理，人不仅要吃饭，还想做事；人不做事，自己难受，其他人也难受，当老板的更难受。在我看来，人的尊严与生存权必须得到捍卫。人类是人的人类，世界是人的世界，共享也必须是人们共享美好的生活。所以，我们在思考新的伦理规范时，立足点一定是回归人性。
我的第二个观点是，人类社会的发展一定要坚持以多数人为原则。人类社会发展的整个过程有两个关系最为重要：一是从社会结构上看，就是多数人与少数人的关系；二是从社会价值上看，则是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在物质财富极大丰富起来了的今天，我们的财富的确多了，问题是人们仍然没有把财富处置好、规范好，或者说多的太多，少的太少了，贫富差距日益拉大，绝对贫困的问题、不平等的问题也仍然没有解决。到了现在，怎么考虑多数人的感觉就更加显得非常重要。在我看来，社会主义就是一种多数人主义。当然，多数人主义也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弄得不好就可能搞成民粹主义。关键是要把多数人主义建立在民主与法制的基础上。怎么让多数人主义建立在民主与法制的基础上呢？中国古代政治体制中就有民主。我们共产党人是高举民主的旗帜起家的。今天，我们也不能简单地说人家的民主就不好，是坏民主、伪民主，只是他们那个民主不适合我们。回头看看人类社会发展的整个过程，我认同一个新概念叫“民主4.0”。我们可以把古希腊的民主当作民主1.0，那时候有民主，没有自由，民主也是少数人的权利；到了1688年后，英国人倡导自由，实际上没有多少民主，也可以说是自由为主，却没有什么民主，这是民主2.0；到了美国独立战争以后，美国才逐渐既有民主又有自由，这个制度在当时可以说是最先进的政治制度。这个民主不一定能够把最好的人选为领导人，但一定能够保证不把最差的选成领导人。但是，经过200多年来的演变，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什么样的人也都有可能当选领导人。而且，这个民主推行到哪里，就把哪里搞乱，比如阿拉伯之春就变成了阿拉伯之冬。这也是客观事实。为什么会这样呢？其中的问题很多，最关键的问题就是一人一票、少数服从多数。少数凭什么服从多数？少数往往是精英，多数则是大众，完全听少数人的不行，完全听多数人的也不行。这是民主3.0。我讲的民主4.0，首先要给民主设置一个目标，那就是以共享为目标，核心是要再加上中国文化中的协商制度，特别是政治协商、政党协商制度。
所以，民主4.0是民主升级版。民主4.0应该是以共享为目标，通过协商、共建、民主、自由、共享、和谐等为主要内容的一个新的治理体系。中华民族是中庸之道的后代，不走极端，同时是集体主义的后代，共享基因可能比任何一个民族都更加充分，如果按这种方式建设民主体系，就有可能更好地引领世界。但是能不能引领，还得世界说了算。总之，全体人民只有有了更好的参与感，才会有更好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我的第三个观点是，人类必须走协同共享的道路。我刚才说了，人类发展到现在既然已经是一种谁也离不开谁的关系了，而且必须是你好我也好，大家都要好。这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基础，也是目标。特朗普是美国总统，他强调“美国优先”，这也没什么错。哪一个国家不是自己优先呢？问题是这种优先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出于什么样的整体原则，什么样的整体考虑。我们倡导“一带一路”发展模式，立足的是世界发展，是大家都要好，是大家一起来做好，当然其中对我们自己也应该要有好处，同时对世界有好处。大家要发展，人类要发展，当然不是简单的学雷锋，也不是简单的做慈善，一定是一种你好我也好、大家都要好的发展举措。这也就是我所说，人类必须走协同共享的道路。
所以，面对中国发展和人类发展的新时代，我想，我们当代伦理学者们的使命已经清楚地摆在眼前了。我们应当通过自己的理论思考与实践探索，共同为这个新时代、“新现代化”时代，也就是日益显现出来的——共享时代，建立起相应的新价值体系、伦理体系、文明体系。对此，中国的伦理学者们任重而道远。按戴木才秘书长的话来说，就是我们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共享事业中去！
谢谢大家！
（根据大会讲话、座谈讲话录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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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保障学会会长 郑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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